英國在野保守黨上個周末召開年度黨大會。依常理，這應該是一項英國政界重要活動。可是，現在不僅英國，在全球金融危機掃盪下，整個世界都不處於常態中。

    　可以想像，保守黨黨魁卡麥隆在大會上演說自然也未能如去年一般受到大眾側目與讚揚。實際上，在全世界主要國家，從美國、歐洲到亞洲，政府釋出一個接著一個的紓困計畫和救市方案，全球股市不但不見上揚，還天天下跌，甚至出現狂瀉（見圖，路透）的情況下，大眾焦慮的不只是金融市場上信心重建的問題而已，老百姓們對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政客們的信心也因此產生了很大的疑問。

    　也難怪，此刻，只要經濟不好轉，執政者，怎麼做都不對；在野者，如何說，聽的人都有限。卡麥隆在保守黨年會上超過一小時的演說，講到現在的英國需要一個「有視野、有遠景、有策略」的政黨和領袖時，軟弱的連他自己恐怕都覺得快虛脫了，卡麥隆心知肚明，這種華而不實的政治術語，在這個節骨眼上，他連自己都無法說服，遑論大眾。

    　但是，卡麥隆說了一句話，卻得到了莫大的掌聲。他說，「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裡，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破裂的社會…」。掌聲，來自於眾人心有戚戚的共鳴。

    　在保守黨召開年會的那一周，英國的社會新聞包括一群青少年逼迫一個青少年跳樓後，還用手機拍下屍體傳閱；一個銀行主管因協助一名遭到街頭混混毆打的人，而活活的被踢死；一個室內裝修老板，因為發現僱用的工人仿冒簽名，以他的支票盜領了八百多英鎊（約四萬五千元台幣）後，把這名工人雙手反綁，並在其胸前掛了一張大看板，上面寫著「我是小偷」，一路押著到警察局去。

    　這些野蠻行徑，令英國大眾覺得不可思議的恐怖，同時驚覺，過去十餘年來，汲汲營營，浮躁與貪婪，已在英國社會上醞釀出一股新的不安。

    　當急功近利已成為一種社會共通性，什麼是醫治破碎社會的良方呢？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艾爾斯（Harry Eyres），過去五年，在他的「慢道」（Slow Lane）專欄中，提倡一切與急功近利反其道而行的生活方式與思考模式，「A到B不一定是唯一的途徑，有時候，從A經過C到B，是一種必要。」。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他因為說，「經濟蕭條也是祝福」，引發各方論戰。結果，卻意外發現，支持他的觀點的人，此刻，比平時還要多。

    　「慢城」、「慢食」這些與新生活環保運動相關的主張，並非全新的觀念。但「慢一點」，似乎因為這次的金融危機，更加落實到一般日常生活中。為了節約能源，英國的大眾交通運輸和私人汽車，行駛速度，慢了下來，騎單車和利用運河水道通勤的人數增加了。當荷包不再充裕，無法到酒吧或餐廳小飲用餐時，人們開始自己在家做飯，慢慢烹調，慢慢食用。從書架中抽出卅年的老食譜，赫然發現，原來當時已有無脂蛋糕，也不難做，只是花點時間而已。

    　不再有預算去渡假時，人們想起距離住家不遠處，很久沒有造訪的林間小道，周末假日，與家人朋友邀約一起慢慢地漫步在其間。不需要付費的畫廊和博物館，是另一選擇。一直找不到時間想讀的書，因為生活慢了下來，如今也可以緩緩細讀。從環保節約、烹飪到散步與文學，這些不必花費太多金錢，但在快速消費的時代裡，遭到絕大多數人忽視和遺忘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價值，因為經濟蕭條，慢慢回來了。

    　對於一個價值觀失焦的破碎社會，能夠有機會慢下來，想一下，有時候，可能真的是一種祝福。

    　今年四月，國際財務學界頂級期刊《財務研究評論》接受了一篇台灣學者的研究，該文題目為〈台灣散戶究竟輸掉了多少？〉研究結果指出：「台灣股民每年在股市交易中輸掉二．二％GDP，而輸掉的錢中，有五○％是讓國際法人給賺走了」。該研究的時間範圍為一九九五至九九，雖然時距八年，但對照今昔市場交易比例：外資由九九年的二．四％上升到○八年的二四．五％，可發現，現在台灣股市上最大獲利者仍是外資。

    　設若上述論證果為真，則下一個值得令人思索的問題是：此時國安基金下場撒銀彈，是否意味著讓台灣全民的退休金進了外資法人的口袋，拿去補貼在華爾街的損失？這有點像「目蓮救母」的故事，目蓮原用來救濟其母的食物，卻因其母無法吞嚥，最終進了其他餓死鬼的腹中。看來，往後若有人要在華爾街立碑悼念這次的金融災難，台灣人民實在有資格被刻在感謝名單上。

    　亦且，其正當性便值得非議。由委託代理角度觀之，政府以勞退保險金從事非以保戶最大利益為目標之操作，此即違背了受委託管理基金的職責。

    　再者，護盤將讓投資者心存僥倖，造成投資行為的道德風險。而由社會分配角度觀之，以廣大納稅人的退休基金彌平部份有投資餘力之社會階級的損失，更是不符合社會正義。

    　政府一意孤行的理由，莫非是將股市指數做為年終獎金或者閣員去留的績效評估？在此要籲請執政者及以股價評量執政績效的選民及立委諸公，請深以華爾街為戒。美國金融社會學教授Neil Fligstein於其著作《市場的建築學》中，將現今美國金融問題，回溯至一九八○年代華爾街日漸高漲的股東權益運動。同期，代理人理論興起，關注股東權益及代理人道德風險問題，進而開始建立經理人的績效評估。從此，公司股價、財務報表遂成經理人薪資報酬的依據。

    　然而，一個看似保障股東產權的運動，到後期卻戲劇性地衍生出更大的道德風險，各企業CEO為在短期內做出績效，莫不卯足全力地開發各種金融工具，利用槓桿操作，美化股價與財報，以此向董事會要求高額報酬。金融法律學者Frank Partnoy提出批評，企業從此也越來越偏離產業本行，且偽造粉飾報表的金融詐欺層出不窮，安隆案、環球電訊、世界通訊、LTCM及至今年全面性的金融風暴。

    　華爾街的戲劇性發展，帶來的寓示不僅是對企業經營的教訓，更發人省思的是，目前政府的作為正有如扮演一位以拉抬股價換取選票的政治CEO。傾國家資源灌注於金融市場操作，其最終結果將導致金融市場與產業發展的嚴重失衡。經濟史學家William Parker在審度了西方漫長的經濟發展過程後，提出了一針見血的妙喻：「金融與生產分離，就像性與生育分離一樣，如果適度還可以接受；如果過度，就將導致不穩定，混亂和蕭條。」冰島，便是血淋淋的殷鑑。

    　政治與經濟市場的運作邏輯極其類近。在面對非常時刻，經營者必須在股東大會上說明並謀求股東在長期經營方向上的同意，而股東此時也須退一步思考短期持股損失與長期投資獲利間的取捨。

    　同樣的，執政者也必須有勇氣面對大眾詳盡說明長期政策及願景，而非話未出口，即懼於洶湧的輿論而將話給吞落肚，隨即政策轉向；而選民亦有責任退一步傾聽，進而重新思考長期與短期、金融與產業、少數與多數利益的取決，而非一味地跟隨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