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考古學家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本事。他們都是用最笨、最直接的方法，一點都不能取巧。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正是考古學家的最佳寫照。

　　 通常，他會從觀察暴露在地表的現象著手，因為耕作會使遺物被翻出地表，而侵蝕或工程挖掘的斷面，更是觀察人類遺跡露頭的良好地點。不過，即使像台灣這樣面積不大的地方，總也不能每個地方都踏遍，所以先要以研究的目的和對象來選擇調查地點。

　　如果要從事台灣歷史時代早期的考古，當然就不能遠離台南附近；如果要尋找台灣史前遺址，那就不能去西海岸，因為離海岸線數公里到十多公里的台灣西海岸地帶，是最近兩、三百年才形成的，當然不會有史前遺址。

　　調查地區確定後，還須閱讀相關的文獻材料，甚至傳說神話，都能提供線索。現地採訪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向當地人打聽那裡出土過奇怪的東西；拿一些實物給村民看，問他們可曾在附近見到。過去由於當地居民的報告，因而發現新遺址的例子，可說不勝枚舉。

　　 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是吸收有關調查地區現在和過去的地形、自然背景知識，而根據已發現遺址的分布情形，也可用以類推可能的遺址所在。舉些例子來說，台北盆地的史前遺址多位於盆地邊緣突出的緩坡，或在淡水河三支流的河畔高地上；台南地區的史前貝塚遺址，多半分布在海拔約十公尺的臺地邊緣。

　　 考古學家還會在實地調查前，利用地形圖作紙上的初步研判，因為地形圖能清楚告訴我們河流的分布，河階、海階及沖積平原何在。河階及沖積平原所發現的遺址最多，因為人類選擇居所，水源和可耕地是重要的因素。舊石器時代的人常住在洞穴，石灰岩地區洞穴最多，就可以用地質圖標示的石灰岩地區去調查洞穴遺址。

　　 然而考古遺址也不一定都會在地表顯露痕跡，這時候為了探查地下的情形，就要借助其他工具或儀器。像用探針、探鑽來掘取土壤樣本，檢查有無人類活動的遺跡。

　　最後一個，也是最直接的方法，那是開挖探坑或探溝，來確定某地點是否為遺址。這些步驟和推測的運用，就是考古學家發現遺址的「本事」。其實，運用的巧妙與否，才是真正的本事，不過這就沒有法則可說了。

　　在此，還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學上對遺址的概念。認定遺址存在的指標除了 "遺物"，還有 "遺跡"。所謂遺跡也是人類活動的遺留，只不過它不是物質性，例如史前房屋的木柱腐朽後，會在地裡留下柱洞的痕跡；又如法國南部舊石器時代後期的洞穴中，偶而會發現留下地上的腳印，柱痕和腳印都能用這些來判定遺址的存在。但並非在一地發現遺物或遺跡，就表示發現遺址，還得進一步檢查出土的地點是否為遺留物的「原有地位」（in situ）。

　　如果遺物是被搬離原地而存留在他處，則該地就不是遺址而是考古學家所謂的 "二次堆積 "。所以任何遺物地上或地下，只要保持原有位置未移動時，該遺物就構成遺址的全部或一部份；若經搬動或取出而存留在他處，則該地就失去成為遺址的條件了。（錄自劉益昌 1993）

　　西元1896年（清光緒22年）日本人粟野傳之烝發現台灣第一個遺址－－台北芝山岩遺址。百年來中日學者已經在台灣地區發現了一千多個史前遺址，至於歷史遺址，由於研究者較少，只做過少數的調查與發掘，其中大部份集中在澎湖地區唐朝末年至明代的歷史時期。

　　當然目前各地遺址的數量，跟該地有無做過田野調查、調查做得細密或粗略大有關係。例如大肚山西側原本只有蕃仔園、牛罵頭、營埔等少數遺址，在進行一項大型的學術研究計劃時，經過一次較詳細的調查之後，就一舉發現了20多處遺址。

　　遺址分布的情形，可以從垂南分布和水平分布來說明。以高度分布而言，最低的見於海拔僅僅數公尺的海濱，如海岸地區的十三行遺址，海拔為 5-7公尺；古台北湖畔的社子遺址，海拔只有1公尺。最高的將近二千公尺，與台灣原住民早年活動的最高界線相等。

　　可是台灣本島週緣的平地或海拔較低的丘陵台地，應該是人類較理想的生活區，因此史前遺址分布頗多，而在山地，原住民早年居住活動的地區也常發現遺址。水平分布上，北從靠近台灣最北端的三芝、金山和基隆和平島等地，都發現有史前遺址；最南在恆春鵝鑾鼻燈塔附近也發現不少遺址。東海岸全線、西部沿海，處處可見遺址的蹤跡。本島之外澎湖諸島、小琉球、綠島和蘭嶼，也都發現史前遺址。可見從古到今，台灣地區都是人類樂於居住之地。（錄自劉益昌 1993）

　　考古遺址目前受到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制定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明令保護，在此將部份相關條文摘錄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下列資產：
	一、古物：指可供鑒賞、研究、發展、宣揚而具有歷史及藝術價值或經教育部指定之器物。
	二、古蹟：指古建築物、遺址及其他文化遺蹟。

　　第二章　古物

第十七條	......古物之發現人，應即報告當地警察機關轉報或逕報地方政府指 定保管機關採掘收存。
第十八條	公私工程施工中發現古物時，應立即停止工程之進行，......。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繼續發掘古物，惟對於工程延誤或其他 損失應酌予補償。

　　第三章　古蹟

第二十八條	古蹟由所在地地方政府管理維護之。
第三十三條	公私工程施工中發見古蹟時，應即停止工程之進行，......。主 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繼續發掘古蹟，唯 對於工程延誤或其他 損失應酌予補償。
第三十四條	古蹟所在地都市計劃之訂定或變更，應先徵求古蹟主管機關之 意見。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劃時，應先調查工程地區 有無古蹟。
第五十五條	毀損古物之行為人得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 萬元以下罰金。要特別指出的是，依本法之精神及規定，有歷史和藝術價值的古物、含遺址在內的古蹟，並不需要主管機關事先的認定才能獲得保護。舉古蹟而言，古蹟雖由內政部審查指定，但不意味未被指定的即非古蹟。尤其地下的古蹟只有 經過調查或發掘，才能獲得指定。所以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古蹟的發現人應即報告相關機關處理，第三 十三條規定古蹟發現時，應立即停止工程之進行。 是故，當因工程施工而發現遺址時，不可藉口該地 未曾被指定為古蹟，而強欲繼續進行工程。若重大公共營建工程事先不調查、待發現遺址時又聲稱變更 工程極為困難，這種行為既明顯違法又蔑視文化遺產。（錄自劉益昌 1993）

 

　　從學術的觀點上，遺址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考古發掘出土的東西代表了最基本的歷史證據，讓我們藉此瞭解一塊土地上發生的歷史真相，一旦遺址毀了，就沒有歷史可言。而「歷史」是根，它讓人覺得有依附、有歸屬感，沒有了歷史，國家社會的根就失落了。

　　再從文化資產保存的角度來看，遺址的珍貴性是它不能複製、不能再生，有如稀有的礦藏，一旦受到破壞就永遠不可復得。換言之，遺址一旦遭受破壞，其中所含有關古代的證據，也就隨之消失，造成一處歷史的空白，永遠不會再有同樣的證據來彌補。所以，世界上重視文化的國家，都將遺址視為最珍貴的文化資產之一，莫不盡最大的力量來加以維護保存。過去在我國，由於政府和社會大眾都對遺址缺乏認識和重視，加上沒有建立一套保護遺址的法令和制度，使得許多珍貴的遺址已經遭到嚴重破壞，甚至完全消失，這種無可彌補的損失，令人扼腕。（錄自劉益昌 1993）

　　從學理上來說，每一個遺址都有保存和研究的價值，但是面對現代社會的現實，勢必要有所退讓。參考目前世界先進國家的作法和台灣遺址的特性，遺址可作以下三種保存方式：

　　 1、 詳細發掘作成記錄，用以保存遺址。

　　 2、 現地保存

　　 3、 原封不動，綠化保存。

　　對於這三種方式的選擇，要看遺址的重要性和代表性而定。如果是一般性的遺址，就只要採用第一種方式，在遺址上進行詳細的考古發掘和記錄，並將其中的文化遺物取出。經過這種方式處理的土地，可以提供工程建設或開發之用。倘若在發掘的過程中，發現了重要的遺跡，所發現的遺址必須定著於其所存在的土地上，才能維持其原貌或保存其意義，這種情形就必須使用第二種現地保存的方式，而此部份的工程或土地開發計劃就必須作適度的修正。

　　 要是一處遺址被認定為是重要的或具有時代、地域、或文化的代表性，就須經過一定的評估程序，依法指定加以保存。經過指定保存的遺址，必須採第三種原狀保存的方式，一切工程建設和土地開發都必須停止。

　　在過去，人們也作開發建設，但使用的工具比較不具破壞性，農業文明利用土地的方式，不僅對地層破壞力小，甚至是在不知不覺中緩慢累積出新一層的歷史堆積物。近代則在怪手等機械重工具的摧毀下，千萬年來人類文明累積的文化層正面臨快速消失的危機。但為了現代化的生活，我們又不得不進行工程建設，因此必須在古蹟保護與建設之間取得妥協平衡。

　　目前很多國家在進行一項大型工程建設時，都會將考古的遺址調查列入整個工程先期的環境影響評估之中，以期事先瞭解工程地區有無遺址，有遺址時就另外尋求工程替代方案，或先做所謂的「古蹟保護考古」（或稱搶救考古Salvage Archaeology）， 使因工程破壞而流失的資料可以減少至最少的程度。避免了工程開始後才發現有遺址，而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錄自劉益昌 1993）

　　由於遺址受「文化資產保存法」明文保護，因此任何破壞遺址的行為均屬違法，其行為人為公共罪人，任何人均得檢舉。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古蹟由所在地地方政府管理維護之。因此發現遺址或發現遺址遭受破壞，可向當地警察機關派出所檢舉，或向縣市政府民政局禮俗課科報告，亦可通知相關學術機構，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TEL:02-7829555）、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TEL:02-3630231轉2299）、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TEL:089-324903）。

　　 在東海岸地區還可通知交通觀光局東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TEL:089-281237　281620 （錄自劉益昌 1993）

　　考古學家之所以能夠重建古代人類的歷史文化，除了憑藉從遺址中出土的各種遺物和遺跡之外，更重要的是遺物和遺跡彼此在時間、空間上的關係。古物在地層裡，不只牽連到年代和上下地層的關係，還有物與物彼此之間水平的空間位置關係。

　　 所以，每一件小東西，包括它出土的空間位置，都可能是日後解釋遺址最主要的證據。考古發掘人員要有規律的一層層往下挖，小心的注意遺物的出土位置，不厭其繁的拍照、繪圖記錄，就是為了保存古物在地層中完好的空間位置，好讓後來研究者能做正確仔細的解釋。

　　又如通常在遺址出土最多的是破碎陶片，一般人常不瞭解為什麼要留這麼多陶片，帶回去能幹什麼？實際上，古代人類生活用品中，以陶器佔最多，所以遺址中幾乎到處都是陶器破片。把所有挖出的陶片都數集起來，除了是要盡量收集有關陶器的質料、型制和花紋的資料，藉以瞭解製陶的技術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透過統計處理程序，以便瞭解這些陶器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變異情況，及其所反映的行為和文化的變遷。因為陶器的質料是泥土，比其他岩石或金屬質料的東西更具有可塑性，所以對人類行為和文化的變化最具敏感性。因此考古工作必須仔細緩慢進行，萬萬不能使用怪手等機械化工具。機械化工具頂多只可以用來協助清運挖出的土方。

　　尤其要特別強調，考古挖掘需要受過專業訓練和有相當經驗的人才能勝任，而考古也絕非只是「標本採集」，抱持好奇或「挖寶」心態，私下挖掘遺物遺址，後果將極為嚴重。如此出土的古物，既無層位記錄，又失去相關的時間、空間資料，除了具有「古董」身價，可以藉以圖利之外，根本沒一丁點學術價值，在考古學家眼中，簡直是一堆廢物！這是對考古學有興起或自封為業餘考古家者應該留心省思的。（錄自劉益昌 1993）

　　遺址因為埋藏在地底下，肉眼不可見，一鏟挖下能否中的，運氣的成分當然不可免。所以要避免學者個人的主觀偏見，造成對遺址文化認識的偏頗。

　　理論上，想要對一個遺址有完全無誤的瞭解，似乎應該翻遍整個遺址。但是由於時間、經費限制，而且另外有變通的方法，因此除非遺址很小；或是遺址有重大價值，又即將被毀，像要蓋污水處理場的台北縣八里十三行遺址，否則學者是不會這麼做的。

　　通常在初步指認一個地點是遺址之後，還要定出遺址所佔的區域，將整個範圍畫成方格，然後以系統化的隨機抽樣方式，抽取其中某個百分比來作發掘（大約百分之三十是最經濟、又能正確反映遺址內涵）。發掘之後，隨時可能因為出土的情形，修正原定的計劃。

　　如果挖掘的目的是為了搶救工程的破壞，那自然別無選擇，就在工程經過的路線或區域直接挖掘，也不要做抽樣了。反過來說，也不排除因為有重大發現，而使某個工程叫停，甚至變更路線。（錄自劉益昌 1993）

　　考古學經過二、三百年的發展，對於如何判定遺物，已建立了一套有系統的鑒別方法，只不過一般人未經訓練，容易對考古學家認定的遺物，感覺莫名其妙，甚至以為考古學家真會唬人。

　　其實，如果是在地層中出土，而且該地層是原始堆積，未經擾動，只要將遺物或伴隨的有機物如木炭做科學的年代鑑定，年代數字有了，遺物「古代性」的公信力自然產生。年代確定了，至於遺物是否真是遺物？陶器和新石器時代的磨製石器，要鑒定很簡單。如果是現代製做的陶器，一定硬度高、很結實，尤其表面常常有釉彩；而史前人的陶器則火候不高，質地較鬆軟、常常摻有砂粒，表面更不會施釉，再觀察裝飾、器形的風格，稍有經驗之後憑肉眼、觸感很容易就能辨別。磨製石器則經過打磨，有明顯的人為加工痕跡，又有清楚的型制，絕非近代使用之物。

　　至於非磨製的石器，我們就得觀察 1.有無使用的痕跡 2.有無製造的痕跡。不同的使用方法會留下不同的痕跡，石錘拿來槌打物品，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個凹窩，石鋤用來鋤地，硬碰硬的結果就會在刃線造成缺口，打製的或啄製的石器，都會留下特定的加工痕跡。

　　上述兩個指標可單獨或合併存在，亦即遺物可能有使用痕跡而無製造痕跡，如石錘，可能有製造痕跡而無使用痕跡，如製造玉鐲所留下的圓形廢料。像石斧就有製造也有使用痕跡。但是也有特例，恆春墾丁遺址的石棺中可以見到一種扁平石塊，既無製造也無使用痕跡，但它卻是拿來墊在頭後骨上的石枕，所以也是器物。痕跡可用肉眼觀察、可用顯微鏡檢查，經驗加上科學儀器的輔助，史前遺物立刻現出原形。（錄自劉益昌 1993）

　　考古學家把遺址年代，區分為「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相對年代」是指相互比較性的早晚，比方說地層中、上層出土的器物就比下層出土的晚；青銅器的年代一定比鐵器早。而「絕對年代」是以科學方法、科學儀器鑑定的實際年代，像仰韶文化經碳十四測定距今約六千年；商化建國於西元前十六世紀，這些年代都有確切的數字，所以稱為絕對年代。

　　年代測定的方法很多，相對年代可用層位、器物類型；絕對年代可用前面提及的碳14法、或鉀一氬法、古地磁法、熱釋光法、鈾一鉛法，不勝枚舉。其中的碳14法可靠性很高、相當適用於考古學，以下就扼要介紹此方法： 碳14是普通碳（碳12）的同位素，而且具有放射性，所以會衰變，有固定的半衰期。碳14是由於宇宙的中子接擊大氣中的氮14產生的，氮14的原子裡有個7質子，7個中子，被撞擊後少了一個質子卻增加一個中子，變成具有6個質子和8個中子的碳14， 碳12只有6個質子、6個中子，所以性質穩定，不會衰變。

　　碳14和碳12都能氧化為二氧化碳，擴散於大氣之中，而二氧化碳是植物光合作用所必需，動物又吃植物，所以碳存在於整個生物界。

　　 生物體中的碳14一方面由於放射性衰變而減少，但又立即不斷從大氣中吸取新的碳14。因此能始終保持平衡。當生物死亡時，立即停止與大氣的碳交換，該生物體的碳14就因衰變而規律的減少，大約每隔5730年碳14含量便減少一半（碳14的半衰期）。因此只要統計生物體中碳14衰變的量，便可推算其死亡的年代。

　　可作為碳14定年的標本種類很多，如木炭、骨骼、貝殼、穀類等含碳14的有機物。碳14法測出的年代還需要用一種「年輪校正法」來校正，此法說起來頗為複雜，就此略過。即使經過校正，碳14法仍會存在一些誤差，不同生物體內碳14的含量比率並不完全相同。所以通常會在年代數字之後加上若干年，例如一級古蹟台北圓山遺址測得的一個年代便寫成3280±80BP就是在距今3280年＋80年到3280年－80年之間。

　　碳14定年法年目前在考古上應用最廣，尤其用於史前文化以及歷史時代早期的斷代上。不過它所能測定的年代限於四、五萬年以內，更老的年代就必須使用其他的方法了。（錄自劉益昌 1993）

　　在人類漫長的演化過程中，其行為與活動必定會產生與留下痕跡（尤其是物質性的遺留），而這些遺留物出現的地方也就是考古學者通稱的「遺址」。

　　「遺址」具有時間的深度（如，5000年的）與空間的範圍，是清楚被界定、 有實體存在的。

　　「遺跡」是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痕跡。包括遺址、墓葬、灰坑、 岩 畫、窯藏及遊牧民族所遺留下的活動痕跡等。由於地域、時代及民族的不同，「遺跡」的面貌也各不一樣。就新石器時代的居址而言，各地居室的形式與營建方式各不相同，山區有洞穴居址，沿海有貝丘遺存，,湖泊沼澤地帶則有幹欄式建築，平原地帶如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盛行粘土木構建築居室或半地穴居址等。其他如城堡建築，古代墓葬，包括帝王貴族陵墓的各種埋葬坑，諸如人殉坑、獸殉坑、車馬坑等，也都顯示著地區、時代及民族的各自的獨特風俗、風格。

　遺物是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生產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及裝飾品等。

　　一般而言，遺物都經過人類有意識的加工和使用，若未經人類加工的自然物， 也必須與人類活動有關而能夠反映人類活動，如各種農作物、家畜及漁獵或採集所獲得的動植物的遺存等。遺物的分類方法較多，按其材質可分為石器、陶器、骨角器、金屬器、玉石器等；按用途分則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隨葬品等。

　　「灰坑」是中國考古學家所習稱的一個名詞，意思指的就是發掘的遺址中，古 代人類的垃圾坑。

　　「貝塚」是指以貝殼為主的垃圾堆。古代人類將食用完的貝類外殼、食物殘留 丟棄至住所附近的垃圾堆，久而久之，便會形成一個以貝殼為主要堆積的丘塚。

　　「柱洞」是指古代遺址中的木構建築－－「柱子」的遺留。古代人類的居處通 常以石材（如卑南遺址、曲冰遺址）、木材（如圓山遺址、十三行遺址）以及天然洞穴（如台東縣八仙洞遺址）三種為主要建築：石材建築通常保存良好，而木構建築則往往容易腐爛而留下許多的「柱洞」。

　　「岩棺」是指一種選用集塊岩打造的長方形石槽，然而目前並不確定是否真是用來埋葬屍體的石棺。有考古學者認為也許是一種生活上所需的儲水設備。通常出土於東部海岸，如：新社遺址。

　　「拓片」是將宣紙貼在器物表面，再用墨拓印，以記錄花紋和文字。因為是從原物直接拓印下來，所以大小、形狀與原物相同，是一種科學記錄的好辦法。除了有凹凸紋飾的器物外，甲骨文字、銅器銘文、碑刻、墓誌銘、古錢幣、畫像磚、畫像石等都廣泛使用這種紀錄的辦法。

　　文化就是一個民族或一群人，為了適應環境而產生的各種行為的總合與特殊因應方式（即一切有形、無形的產物）。

　　「史前時代」與「歷史時代」的分野便在於文字紀錄的出現與否，所以「史前」（ pre-history），就是有文字記載以前的意思，而文字出現以後便進入「歷史時代了」。

　　「考古學」是一門實地發掘地上、地下材料的學科，研究人類及其所創造的文化。也就是利用出土遺址裡，人類所遺留的遺物、遺跡與現象去探討人類過去的歷史、文化、社會、生活，故其研究的基礎在於田野調查發掘工作。「考古學」又可分為「廣義的考古學」與「狹義的考古學」：

　　 1. 「廣義的考古學」是指對考古調查發掘出的一切遺物、遺跡的分析研究，其中亦包括對動植物、礦物等各種資料的
　　 　分析研究。

　　2. 「狹義的考古學」是專指對人工產品、文化遺物的分析研究。

　　其實中文裡的「考古學」這一名詞，是從歐洲文字翻譯過來的。在中國東漢

　　（ 1~2 世紀）時已有「古學」的名稱，當時的「古學」專指研究古文經與古文字學；北宋中葉（11世紀）時，「金石學」誕生，其研究限於古代的「吉金」（青銅器）和石刻。清代末葉（19世紀），「金石學」的研究擴大到其他各種古物，所以有人主張將「金石學」改稱為「古器物學」。由於清末至中華民國時期的「古器物學」已接近於近代「考古學」，所以也有人把歐洲文字中的「考古學」一詞譯為「古物學」。然而，「古器物學」與「考古學」二者的內涵是不相同的，故不能等而概之。

　　「考古學」的產生有長遠的淵源，但到近代才發展成為一門科學。近代考古學 發祥於歐洲，以後普及到世界各國。北宋以來的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以田野調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才在中國出現。

　　意指在考古學中可供人們觀察到的屬於同一時代的、分布於一定地域並具有 一定共同的地方性特徵的一群遺存。（即時間、空間和遺存的相似性。）

　　每當發現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就需要為它命名。命名的方式通常有： 1、 用首次發現的遺址所在的小地名（鄉鎮名、村名、所在地名）來命名。 2、 用之後所發現該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遺址命名。若發掘地點不只一種 文化，則可能在遺址的地名加後綴，署上分期或地層關係。 3、 用「類型」來命名。（因為「類型」與「文化」同樣具備時間、空間和 文化相似性三個因素。二者的差異性在於「類型」是一個內涵與「文化」相似但外延比「文化」小的概念。）

　　「文化層」是指過去人類生活遺留的遺物、遺跡在地層堆積中所形成的地層層 序。因為含有人類文化的遺留（指過去人類製造、加工過的物質或痕跡），故稱之為「文化層」。「文化層」是辨認考古遺址的重要基準。

　　也就是研究「文化層」的堆疊次序的一門學問。由於「文化層」的上下堆積具 有時間演進的概念，所以「文化層」的堆疊次序乃是考古學研究文化發展的重要依據。 考古學的文化層位的概念是從地質學的層位學引用而來。而層位的概念亦為考古學中「相對年代」的研究基礎。

　　考古學的年代，可分為「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相對年代」是比較兩個 以上的考古對象（遺存）而得出的時間上的先後關係。「相對年代」只能表示兩種遺存的形成或結束時間孰先孰後，卻無法說明其間到底相差多少。而「絕對年代」則是確切地指出某遺址的形成年代實際距今多少年。

　　斷定「相對年代」，主要透過地層學和類型學。而斷定「絕對年代」，主要透過 自然科學手段，或借助文獻、曆法研究。

　　從字面上，的確容易引起誤解，以為考古學考的就是古董。實際上，研究古董的金石學、古器物學，說起來只能和現代定義的考古學沾點邊。當然，金石學、古器物學是中國傳統的學問，從東周以後就有人注意古物，但對象只限於偶發性出土、或相傳下來的先朝器物，注重的是描述器物的美觀、精緻。直到宋代呂大臨著「考古圖」，蒐集銅器二百十一件、玉器十三件。對每件器物繪圖、摹紋、釋文、測量尺寸容量，並將出土地點、收藏者再加考證。這種治古器物學的方法，就比較接近現代考古學的精神。不過當時大概除了盜墓者，並不作有目的、有計劃的發掘。當代的考古學家也只會在描述出土器物時，沿用傳統古器物學的一些名詞。

　　二十世紀1910年代引進中國的「現代考古學」，源自西方。英文考古學 Archaeology一字，來自希臘文archaia（古物）和 logos（理論或科學）。當初也是歐洲人為了尋找歐洲文明的源頭，對希臘、羅馬的興趣而起，首先在十八世紀的義大利，隨著發掘羅馬古龐貝城和海格立斯城而逐漸發展起來。

　　所謂現代考古學，也就是比較科學的「田野考古學」，則是歐洲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開始的，當時在中東美索不達米亞發掘，發現了一個以前不為人知的民族－蘇美人，在地底留下了輝煌的文明，一時之間改變了歐洲人的歷史視野，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歐洲因為有早期古典考古學發展的背景，就常將考古學視為一門單獨的學科，目的在研究人類早期的歷史。而在美國，一則少了歐洲的背景，二來整個國家學術發展的特性，把考古學歸入社會科學的大範疇，屬於人類學的一個分支。

　　因此，綜合言之，考古學存在兩個目標：

1. 為廣義歷史學的一部分，企圖透過對遺址、遺物的研究，建立沒有文字 時期的人類史前史，並補充文字歷史的不足。 　　
2. 為人類學的一部分，企圖透過人類所留下的文化現象，尋求人類社會及 文化變遷的模式，並解釋其變遷的歷程。

　　所以你以為只是搞搞古董的考古學，其實抱負還挺大的。（錄自劉益昌 1993）

　　在考古學的學術劃分上，從事秦始皇墓發掘這種歷史時期的研究，稱為歷史考古，像歐洲的古典考古學，鑽研的是希臘、羅馬和埃及文明的發展軌跡。在歷史時代，人類雖然有文字記錄，但泰半不能照顧週全，或者年代一久就散佚。以我國而言，文獻記載大都侷限於政治事件，對於社會經濟、俗民生活及物質發展鮮有著墨。歷史考古學就能以發掘所得的材料，找回遺漏的扁章、印證文獻的真偽，重現歷史的枝繁葉茂。

　　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就是最鮮明的例子，不但證明確有商朝存在，否決了疑古學派的歷史大翻案，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證據，補充《史記》的殘缺，也糾正《史記》的錯誤。又如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發掘，讓世人瞭解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王朝擺闊的壯觀排場，也提供秦代軍事建置的資料，甚至連當時人的人物造型、髮型、服飾都歷歷在眼前。

　　若從事史前時代的研究，就是史前考古學。史前時代指的是有文字記載以前的人類歷史，從茹毛飲血、學會使用和發明工具、懂得用火、發展原始農耕、豢養動物，一直到部落社會出現城邦興起、文明誕生。這段時間相當漫長，正代表人類的演化歷程，大約有二百萬年。然而人類發明文字，記載自己的歷史，才不過短短五、六千年光景，所以史前時代幾乎佔去了人類歷史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篇幅，全要靠史前考古的追本溯源；換句話說，我們能知道人類還有這麼長的一段史前往事，也是拜史前考古學之賜。

　　台灣歷史考古的條件的確相當貧乏，例子不多，如日據時期日本學者國分直一先生將安平古堡的基礎予以發掘記錄，村上直次郎等人在基隆和平島諾德和蘭城的發掘，都補充荷蘭、西班牙時代文獻的不足。澎湖的歷史考古研究更把漢人進入澎湖地區的時間提早到唐末五代之間！並找出當時俗民生活的具體資料。雖然台灣有文字的歷史很短，只有二、三百年，但台灣的人類歷史至少有幾萬年，當然需要考古學的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學。

　　另外，這還牽涉一個國人有待改正、建立的觀念。中國人以往以天朝自居，不能平等對待相鄰的其它民族，這種大漢沙文主義衍生下來，就認為只有漢人的歷史才是歷史。事實上，台灣的漢人歷史只有二、三百年，並不等於台灣的人類歷史只有二、三百年。如果我們有開放的胸襟、有理性的求知態度、有感性的認同感情，那麼只要是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同樣需要瞭解、更需要關愛和重視，更何況台灣史前文化的後裔也是我們的同胞。（錄自劉益昌 1993）